楼下装修的电钻声又响了，像一根钢针往耳膜里钻。我趴在窗台上往下看，三楼的老陈头正坐在小区花坛边的石凳上打瞌睡。他戴着一顶洗得发白的蓝布帽子，脑袋一点一点的，手里还攥着半张报纸。电钻声突然拔高，他猛地一哆嗦，睁开眼，茫然地看看四周，又慢慢合上眼。这已经是今天上午第三次了。他儿媳昨天在楼道里跟人抱怨，说老头子死活不肯去她家住几天，嫌楼房闷。其实哪是嫌闷，是怕给儿女添麻烦。这种怕添麻烦的心思，大概也是教育留下的印子。

老陈头退休前是中学语文老师。他教了三十多年书，街坊邻居里有好几家两代人都喊过他陈老师。有一回我在楼下取快递，听见他跟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说话。小伙子问他某条路怎么走，他讲完方向，又顺嘴说了一句，你刚才说“那边有个超市”，其实“那边”指代不清楚，最好说“路口往南走五十米有个超市”。小伙子愣了一下，笑笑走了。老陈头站在原地，好像也觉得自己多嘴。他教了一辈子精确表达，这个习惯已经长在舌头上，改不掉了。可精确表达这件事，在生活里常常显得不合时宜。

我小时候被他教过一年。那时候他还没退休，上课从来不带教案，只捏一根粉笔。讲到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他忽然停下来，问我们谁记得自己父亲爬月台的样子。没人说话。他就自己讲，说他父亲送他上师范那年，在火车站给他买橘子，也是胖胖的身子，也是攀着栏杆。他讲得很慢，粉笔在指间转来转去，最后也没在黑板上写一个字。那堂课结束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们回去看看，看你们父亲的手。后来我看了，我爸的手上有好几道裂口，冬天贴满胶布。这件事我一直记着，比任何一篇课文的中心思想都记得清楚。

教育这件事，落到一个人身上，往往不是那些写在纸上的东西。老陈头现在午睡被吵醒，也不会像有些老人那样骂骂咧咧。他顶多叹口气，换个地方坐。有一回我问他，陈老师，你教了那么多年书，觉得最有用的是什么。他想了一会儿，说，认字。我说认字算什么。他说，认字你才能看懂药瓶上的说明，才能自己填表，才能知道别人有没有骗你。他说他有个老同事，退休后被人拉去听讲座，买了一万多块钱的保健品，就是因为看不懂那些成分表。认字这件事，教的时候不觉得，用的时候才知道要紧。

他儿媳后来还是把他接走了。走那天，他在楼下站着，看花坛里那几棵月季。月季开得正好，粉的白的挤成一团。他跟我说，这花是去年春天他剪的枝，插在土里就活了。我说你走了谁浇水。他说，天会下雨。然后他笑了笑，说，教了一辈子书，最后发现很多东西不用教，该会的自己就会。他上车的时候，装修的电钻又响了，这次他没回头。

小区里少了一个午睡的老人。花坛边的石凳空着，报纸被风吹到地上，没人捡。过了几天，新搬来一户人家，有个五六岁的小女孩，蹲在石凳旁边看蚂蚁。她妈妈喊她回家吃饭，她不动，说蚂蚁在搬东西。她妈妈说，那有什么好看的。她还是不动。我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，想起老陈头讲《背影》的那个下午。有些东西教不会，只能等它自己长出来。电钻声又响了，小女孩抬头看了一眼，又低头看蚂蚁。